名城如佳人，遇乱世必使人扼腕。然而自人类结绳记事以来，战乱纷繁不知伊于胡底，长安城亡于吐蕃兵，君士坦丁堡陷于奥斯曼，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无数城市在兵燹中消失，旧世界秩序也被彻底摧毁，全世界几支主要民族的性格文化几乎遭到重塑。

作为最后一场大战，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撰写的二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The Gathering Storm）》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容为“不必要的战争”（The Unnecessary War）。就是这场本可避免的战争，将诸多欧亚名城卷入冰冷机械的修罗场，几乎没有一座城市的命运没有遭受过二战不可消弭的影响。

倘若彼得·盖伊没有在1968年出版那本《魏玛文化》，对柏林的偏见可能会在自大的美国人心里继续存在下去。

 

在旧时代德意志人眼中，他们的文化中心是维也纳，艺术之都在莱比锡，柏林只是个古老乏味的城市。这座城历来和传奇武士们捆绑在一起，条顿骑士团、地主容克才是影响这座城市血液的因子。人们念及柏林，必然乐道于腓特烈大帝曾在此见证七年战争中的奇迹，拿破仑某年某月拆走过胜利女神的铜马车。

随着普鲁士在德国统一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主角，柏林也开始突进式的改造。新古典主义建筑拔地而起，施普雷岛上的艺术博物馆一座连着一座。德国的统治者不仅要让德意志成为“一流国家”，还要让这个帝国的首都与巴黎、伦敦一样，成为世界级城市。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开始对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还有神秘的无忧宫浮想联翩。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文艺繁荣在19世纪末重现于这座屹立沼泽之上的名城。

二十世纪初的大战，让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战争罪魁们声誉扫地。威廉二世不单丧失了继承自祖父的皇帝头衔，就连霍亨索伦家族延续300年的普鲁士王位也未能保住。在柏林，魏玛共和取代了第二帝国。

彼得·盖伊盖伊是犹太人，他在1930年代出走美国，和他做出一样选择的还有托马斯·曼、马尔库塞和汉娜·阿伦特。尽管希特勒正是在魏玛时代上台，但在这批流亡德国人眼里，魏玛时代无疑是关于柏林的美好回忆。

由军人兴登堡维持的魏玛政府拥有极大的政治宽容度，即便犹太人和马克思信徒也大量活跃在德国主要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巴黎也很难比此时的柏林更尊重个性和才华，包豪斯学院被建立，日后它成为设计的代名词；弗里茨·朗的电影《大都会》诞生；卡尔·荣格和瓦尔特·本雅明拓展了各自的学科领域，分别以心理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的身份接受后代人膜拜；剧作家中的双子星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创作了杰出的《三文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而充斥街头巷尾的卡巴莱（Cabaret）音乐也成了柏林的名片。

然而魏玛政府的文化繁荣是建立在脆弱的政治和经济沙盘上，作为一个战败后的福利国家，魏玛政府面对比帝国政府艰难得多的危机。巨额赔款、战后重建的阻碍、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对于暴力情绪愈演愈烈的煽动挑拨，在柏林文人风雷激荡般的艺术实验之下掩埋的，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矛盾、复仇情绪和种族主义。

1933年，希特勒修改宪法，以群众运动和暴力手段压垮议会共和，这年包豪斯学院被迫关闭，魏玛共和国也寿终正寝。

 

后来的故事人们都已知晓，柏林重新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一座充斥狭隘思想的专制之城。希特勒在这里陶醉于完美人种或世界秩序的美梦，签署一个个将地球其他角落普通家庭拖入战争深渊的决议。12年后，苏联人在希特勒生日这天兵临柏林。说起来，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军事计划以“巴巴罗萨”命名，乃是德语中的腓特烈之意，然而最终腓特烈大帝经历的战争奇迹并未应验于第三帝国身上。战争狂人凭一己之欲，掀翻世界，换来的是无条件投降和夫妻自杀后被挫骨扬灰。

军事占领区割裂了这座德国都城，联邦德国将首都迁往未经战乱波及的波恩，民主德国甘为苏联马前卒，继续以柏林为对抗西欧的桥头堡。从间谍渗透到坦克对峙，柏林成为铁幕国家与自由世界争夺未来的演武场，随着冷战加剧，柏林墙被垒砌而起，这座德国旧都在经济和文化上更为暗淡。

冷战时代的多位美国总统均莅临柏林墙下，发表感言。不仅是柏林人，全世界的人们都会记住1963年的约翰·肯尼迪，他鼓舞饱受分裂之苦的民众：“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人们也会记住1987年的罗纳德·里根，他向铁幕之后的苏联元首大声呼吁：“Tear down this wall!（推倒这堵墙！）”

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还都柏林，至今已快25年。近年亲友多有旅德归国，相叙言及柏林必盛赞柏林的城市气质迷人，底蕴深厚，稍后则不免遗憾说到柏林城建不佳、经济相对落后，不比西德华人最爱的北威州靓丽。

千禧年渐远，二战亲历者逐渐作古。那些在战火中幸免或重建的城市也多因公共建设面目全非。今天倘若读者有闲暇，万里赴欧，优游地中海两岸名城，除体认风土人情之外，于行程间隙翻出一卷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叩访当年遗迹，幻想大战岁月。那时的感受，也许正应了拜伦的名句：

If I should see you，after long year.How should I greet, with tears, with silence.

 

威廉二世纪念教堂

 

作为柏林所留不多的二战遗迹之一，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如今坐落于德国柏林市繁华地段布赖特沙伊德广场和选帝侯大街上，新旧对比下非常醒目。不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于1895年落成，二战中因盟军空袭被焚毁，最终仅有71米高的残缺的主塔被保留了下来。柏林市民希望以示纪念，于是残骸周围建造了四栋新建筑：八边形的教堂中殿、六边形的钟楼、四边形的礼拜堂以及前厅，并于1987起，以纪念馆的全新身份向公众开放，如今走进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你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二战在它身上留下的疤痕。

 

柏林墙博物馆

 

虽然是柏林墙纪念馆，但译名却是“查理哨卡边的博物馆（Museum Haus am Check Point Charlie）”，没错，这个纪念馆就建在查理哨卡原址的附近。查理哨卡（Check Point Charlie）是在1961年至1990年间东西柏林间三个边境检查站之一，是当时东西柏林间盟军军人唯一的出入检查站，也是所有外国人在东西柏林间唯一的一条市内通路。那里竖立的苏联士兵和美国士兵的肖像建于1998年10月，由弗兰克·蒂尔（Frank Thiel）设计，用以纪念1961年在经过多次最后通谍之后美苏坦克对峙事件。在检查站附近的其它冷战的见证，就是当时双方建起的木障、单方检查站的信号桥以及柏林墙博物馆。

 

柏林国会大厦

 

国会纵火案是德国建立纳粹党独裁政权的关键事件，是德国纳粹党策划的焚烧柏林国会大厦（The Reichstag），借以陷害德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阴谋事件。希特勒通过此次事件成功解散德国共产党。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屋顶，宣布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大厦按保罗·鲍姆加藤的设计方案重建，对建筑进行了简化，省去了之前被炸掉的大厦圆顶部分。但有意思的是，1994年，诺曼·弗斯特爵士又以大厦最初的规模为蓝本设计，对国会大厦进行了重新修建，加回了穹形圆顶。总之，参观这里当然是二战迷不容错过的地方。

 

国抵抗运动纪念馆

 

20世纪30年代，这所大楼曾是德国海军总部。在这里，海军上将曾在战前制订过扩建德国海军的计划。二战期间，它又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希特勒在此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演讲。三楼的德国抵抗运动展览馆（Gedenkstätte Deutscher Widerstand），以文字、图片与实物记载了每一个抵抗组织，从青年组织如“白玫瑰”到商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组织、教会组织、犹太人组织及工人组织，就连是参与施陶芬贝格秘密组织的数百人的照片也出现在展馆内。

 

前东德国家安全局博物馆

 

亚历山大广场向东，鲁斯彻斯街的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了规则的封闭状的矩形围墙，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最里面的一号楼就是前东德国家安全局博物馆(Stasimuseum)，属于柏林前东德国家安全局总部庞大建筑群中的一支。你可以在这里的历史馆里探寻到1945年到1989年前东德时期关于国家安全和反对者们的工作情况，以及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原来的办公室和工作室。展馆共分三个部分：监视、镇压和间谍活动，展品主要是间谍和监视活动所用的物品和技术。

 

万湖会议纪念馆

 

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在柏林西南部万湖别墅举行，这其实是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的会议，随后便落实了有系统计划性的犹太人大屠杀。现在这个别墅成为了万湖会议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当年的会议大厅如今已改成资料展览厅，关于当时会议的种种细节资料及纳粹分子的暴行都可以在这个看到。

 

德俄博物馆

 

1945年5月8日晚，德军在这里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座建筑曾用于用于德军工兵学校的军人赌场，在围攻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第五先头部队把此地作为大本营，在这里安营扎寨。1967年至1994年间这里一度是苏军攻占柏林和德军投降的历史博物馆。当苏军撤离后，最终成为了德俄博物馆（Deutsch-russisches Museum），展馆共三层16个展厅，展品资料多达1.5万件。特别值得一看的是，签署投降书的展厅，这里保持着当时的摆设以及英德俄三种文字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签字原件。此外，馆外还展有几辆战时坦克等实物。